却说那辽东之地，久为公孙氏把持，已历三世。昔中平六年，董卓暴乱，以其部下大将徐荣之举，乃拜襄平公孙度为辽东太守。
公孙度好勇力，行事激进，四处征伐。其东击高句丽，西讨乌桓，南取半岛，复又越海，取胶东北部东莱诸县，威震海外。乃自立辽东侯，平州牧。
时中原动荡，诸侯混战，而辽东居偏鄙之地，得以幸免。初时，公孙度招贤纳士，设馆开学，复又广招流民，其治下“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商贾之人市不二价”，颇具治平之象。中原名士如管宁、邴原、王烈、太史慈者，多避难于此。
然公孙度日益骄矜，残暴不节之行亦渐得显。以中原乱故，兴行王事心。乃仿古制，设坛于襄平之南，祀天地于郊，入则亲设藉田，出则乘帝之銮驾，冠悬九玉。复又治御林军，皆戴旄帽。颇有无法无天之势。
后曹操一统兖州，外有袁绍，又久战疲敝。以辽东偏远，征伐无益故，乃上表献帝，奏其任武威将军，封永宁乡侯。
公孙度闻之，甚是不屑，口出狂言道：“孤王辽东，何需永宁也？”乃弃印于库，明归朝廷，暗中行事，一切照旧。
建安九年（公元204年），公孙度死，乃传其子康。即昔日诓袁熙，袁尚之首者。
公孙康继其父之烈，复战高丽，陷其都。然康不寿，又以二子皆幼故，乃传弟龚。
黄初元年，曹丕称帝。为四方不静，汉吴在侧，不愿后方生乱，有心笼络之。乃遣使拜公孙恭为车骑将军、假节，封平郭侯。
时公孙恭体弱，又为怪病缠身，与阉人无异，是国事多废，不复父兄之威。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曹魏度过了禅位之初，最可能出现大规模混乱的那几年，如今已十分稳定。而河北四州，兵力富足，久无征战，生产已复。较之辽东，已有速决的可能。
这也是曹彰欲此时解决辽东遗留问题的原因所在。
但是怎么处理，曹魏朝廷中却有两派言论。
一派认为辽东芥藓之疾，既已定得疲蜀之策。则应继续坚持怀柔拉拢政策，将大军调至章、宛一带。任城王与骠骑将军一镇中原，一定关中，皆不可远离。至于河北防务，遣一偏将，留兵万余，勿令辽东骤起即可。
持这种意见的，是以华歆为首的文官集团和地方的谯沛武人集团。原因无他，中原地区是其赖以生存，做大做强的基本盘。如今季汉之军对曹魏已造成一定的压力，一旦关中出事，则中原势必震动。
而另一派则是以曹彰为首的主战派。其本意无他，辽东不定，曹家大本营就有被背刺的危险，更不用说还有明面投降，背地里虎视眈眈的各路异族势力了。所以既然要打，何不一劳永逸？
关键时刻，有一人高声道：“臣以为，为国家计，当依大将军之言。”
众人视之，乃是骠骑将军司马懿。
曹丕与曹彰对视一眼，倒对此结果颇感意外。二人本以为司马懿为提振雍凉守势，必然是提出反对意见的那个。未曾料得司马懿自有其小心思。
一者，其重西轻东之策未被采纳，亦知当下时机未到，遂只得继续隐忍。二者，如今其虽位居骠骑将军，然实际上只要曹彰在朝，那一应军国大事还是由其把持，就算自己反对，也最终无力左右事情的走向，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
司马懿道：“纵诸葛亮善战，独孤彻能谋，然蜀道惟艰，粮草转运极难，得出之众有限。是难以卒定，亦难为久计也。不过袭扰边疆，为一时之患耳，安能动关中之基本乎？”
言及此，司马懿观察了一番众人的表情，复道：“至若中原之地，彼荆州之众方历大战，安能就出也？且吾有精骑万千，以供驰骋，何惧之有？”
这一席话条理清晰，切中要害，驳的诸臣是哑口无言。
曹彰见司马懿帮自己把活干完了，亦不再装模做样商量，直接拍板。
于是乎曹丕遣郭淮、孙礼，郝昭、王双自回驻地，建设防务；又令司马懿暂居洛都，代替曹彰控制全局；又因为要防备东吴，臧霸、王凌等将领不能随征，乃将邓艾、陈泰、夏侯霸等尽数调归曹彰麾下。
计议已定，曹彰不带一兵一卒，只率众将，快马加鞭直赴河北四州。
反正河北兵多粮广，对付辽东公孙氏绰绰有余，只调将官，最能节省时间。
万事俱备，仅剩最后一个问题：如何使讨伐名正言顺呢？
很简单，欲加其罪，何患无辞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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