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之前的约定，只要孙连城能把乡办企业的三角债要回来，祁同伟就负责把企业救活。
但他经过一番仔细的调研之后，发现这个目标基本不可能实现。
如果说农机厂和玻璃厂，还能够通过企业转型和产品升级来博取一线生机的话，那么绢纺厂是必死无疑。
毕竟，随着化纤面料的大面积推广，传统丝织产品的生存空间会被极速压缩，以红山绢纺厂的资金实力、设备条件和员工素质，要想去和沿海地区的那些大型纺织厂和民营企业争夺剩下的市场，无疑是痴人说梦。
时代潮流滚滚向前，单凭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抗衡的。
既然肯定救不活，那就只能壮士断腕，干脆让它破产倒闭算了，至少可以甩掉包袱，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
对于祁同伟的决定，孙连城有些为难，这毕竟关系到六十多人的生计，但他也明白当断不断、必受其害的道理，最终还是点头答应了。
乡政府迅速成立了破产清算小组，进驻绢纺厂，祁同伟亲自担任组长，分管副乡长韩俊和绢纺厂长袁立担任副组长，另外几位成员都是乡政府和信用社的工作人员。
对于袁立的进组，祁同伟本来是不同意的。
因为在他看来，绢纺厂的倒闭，虽然是大势所趋，但袁立在当厂长期间，把七大姑八大姨都塞进了厂子，给厂子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这样的人，不调查他的违纪行为就不错了，哪能再接着用。
但孙连城的意思是，袁立更了解绢纺厂的实际情况，多少能提供一些帮助。
祁同伟最好答应下来，等绢纺厂的破产程序走完之后，再找他算账。
工作组的任务其实也挺简单，主要就两样。
一是清算企业的资产和债务。
绢纺厂有厂房和土地，但这年头值不了几个钱，机器设备都是用了二十多年的淘汰货，只能拉去卖废铁，至于库房里的那些原材料和半成品，同样卖不上价。
所以，满打满算，也就一百八十万的评估资产，但与此同时，它欠了信用社和基金会一共三百五十万贷款，严重的资不抵债。
既然破产了，这些东西的产权当然都换了主人，剩下的一百多万，信用社和基金会只能和乡政府协商解决。
第二项工作就是对员工进行分流。
绢纺厂一共有六十七名员工，除了厂长袁立是乡政府指派，有行政编制之外，其他全是企业编和合同工。
对于这六十六人，祁同伟给他们安排了两个出路。
一是回家待岗，每月拿一百元基本生活费，等待重新安排工作。
二是直接下岗，下岗费按照n+1标准执行，基数为三百元。
厂长袁立直接提出反对，他认为，所有员工应该一视同仁，按照县里企业的标准，全部一次性赔偿五千元。
袁立这么做是有私心的，因为他的七大姑八大姨进厂时间都不长，如果按照n+1标准赔偿，这些人都赔不了多少钱。
祁同伟当然不会答应这个无理的要求，每个人工作年限不同，对厂子付出的贡献也不同，怎么可能一致对待。
当即就把袁立这个副组长给撸了，让他回家反省。
没想到袁立还不服气，竟然带着他的七大姑八大姨去县里上访，说祁同伟在乡里搞一言堂，公然违反县里制定的下岗赔偿标准。
唉，不识相的东西，本来就自身难保了，还想兴风作浪。
结果可想而知，他不仅被停职，还被乡纪委请去喝茶，最终扯出一摊子事，并且涉及到经济问题，移交给了司法部门。
为了早日解决问题，祁同伟也做了一点让步，把赔偿标准从n+1改为n+3。
最终，乡政府以22万元的代价，让40名绢纺厂员工下岗，自谋出路，剩下的二十余人，则选择了每月领一百块钱待岗。
接下来轮到了农机厂。
这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单位，名字叫的好听，实际上和正儿八经的农业机械没有任何关系，只能生产一些镰刀犁头，以及打谷机之类的木质农具。
全厂一共才十八个人，厂房里最高级的设备，就是一台冲床和两台电焊机。
不过这样也好，至少没有太沉重的历史负担。
厂子目前的负债为六十万，资产评估价值也有四十多万。
祁同伟没有让农机厂直接破产，而是帮他们找了点分包业务，帮县里的车厢厂焊接车厢，暂时维持下去。
真正的工作重点，是玻璃厂。
红山乡的玻璃厂，曾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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