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学校领导体系采用了典型的“一把手负责制”，这意味着权力高度集中在一把手手中。如此一来，很容易引发权力失衡问题，因为一把手拥有过多的决策权可能会导致决策不够民主化。此外，虽然学校的领导原则上需要兼任一定的课程教学任务，但同时也有规定允许他们通过担任领导职务来抵免部分工作量。这样的情况下，领导们通常承担的课时相对较少，有些领导还会给自己安排较为轻松的教学工作，更有甚者只是名义上挂职一个副科的任课老师，根本就不再上课。
在当今社会的学校里，基层教师往往处于一种较为被动的地位。尽管他们可能拥有卓越的教学水平，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几乎没有发言权。无论教师多么出色，都必须听从领导的指示。甚至连课堂教学这样本该属于教师自主发挥的领域，领导们也总是能够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
有一句俗话说得好：“领导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这种现象在教育界并非罕见，而是普遍存在的现实状况。对于那些渴望晋升的老师来说，他们面临着一系列苛刻的条件限制。比如评优、论文发表、绩效考核以及师德评价等等，每一项都是难以逾越的硬指标。然而，最终是否能够满足这些条件，决定权却掌握在领导手中。因此，恶性竞争愈发激烈，而这恰好是领导们所乐于见到的局面。因为只有当下属们相互争斗时，领导的权威才能得到最大程度地体现，同时自身利益也能实现最大化。
目前华夏教育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便是基层教师为了晋升而拼命争夺，导致弄虚作假和腐败现象屡见不鲜。这种不良风气不仅影响了教育质量，更损害了整个教育行业的形象与声誉。
王浩和陈校长皆是从基层一步步打拼上来的，他们深知基层教师的心酸与无奈，不禁为其感到悲哀。基层教师待遇微薄，任务繁重，竞争激烈，长期处于这种高压环境中，使得他们之间相互倾轧，心态严重扭曲。此外，教师的生活圈子较为狭窄，许多人的社会关系简单，步入社会后发觉诸事难办，不禁产生自卑心理。
所以，在不良风气的诱导下，官本位思想越来越严重，教师这个群体更向往当官。可能前一刻还是一个自认为卑微的普通教师，下一刻费尽心机当了领导，立刻趾高气扬，再看不起曾经一起共事的老师们，自以为高人一等。
而当上领导确实也给了他们这种感觉。当普通老师的时候，要努力上课，成绩稍不理想低于其他人哪怕一分，也会被领导督促，除了上课备课之外，还要监考，改卷，家访，参加各种名目繁多的会议，甚至从事一些和教学无关的工作。而领导就不用了，他们除了从事行政工作，教一个班的课，其他工作都不用干了，确实在某种程度跳出基层，脱离群众，高人一等了。
彩云一中一行让王浩感觉他应该对教育行政化动刀子，而且迫在眉睫。王浩决定立即回京师，先从京师一中开始，动用全力推进学校领导体系的改革，改变教育行政化导致的官本位现状。
王浩先给陆一鸣打电话，让他大体上整理一下京师各个高中学校的领导职数，又让阿明给他整理了几个外行领导乱作为的具体事例，然后告别彩云一中，瞬间回到学校。
办公室里，王浩反复思考，打电话给蒋进之，蒋进之一看是王浩的电话吓了一跳，他知道这家伙就是个坑货，带着自己就使劲坑，偏偏自己还不能把他怎么样。
接通电话，蒋进之不待王浩开口，抢先说道：“又要捅什么篓子啊王大校长？”
“还真是要捅个篓子呢，这不打电话给你蒋局长来寻求支持了吗？”王浩笑着说道，“没有你这大局长的鼎力支持，我还真不好开展呢。”
蒋进之感觉王浩真的又要坑他，吓了一跳：“你就不能安分点吗？上次的事还没过去呢？我到现在还心有余悸呢，你就不能让我安静几天？”
“不能，这件事没有你不行，你要支持我，”王浩毫不客气，蒋进之心惊肉跳。“到底什么事？你先说来听听。”蒋进之无奈道。
王浩将自己打算整治教育行政化的想法告诉了蒋进之。
蒋进之听完，沉默了片刻，叹了口气道：“王浩啊，你这可是要触动很多人的利益啊，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知道不容易，但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教育是关乎国家未来的大事，我们不能让这种不良风气继续蔓延下去。”王浩坚定地说道。
蒋进之犹豫了一下：“你要怎么做？我告诉你啊，你可别搞得太激烈啊。别让我不好给你擦屁股。”
“先从一中开始，从我开始，所有人都撤掉行政化职务，实行教师治校，”王浩开始向蒋进之陈述自己的改革计划，“大体计划是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全面负责教学工作，委员会委员全部来自一线教师，任期一年。学校的教学教研这些专业的事由集体决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少数服从多数，校长无权干涉。”
“这个可以，还有呢？”
“校长只领导行政委员会，负责教育方针和教学政策的贯彻落实，对教师的思想和生活负责。”王浩笑道，“校长是个轻松地角色，我倒是乐意。”
“其他呢？成立校务委员会，负责学校的后勤保障工作，学校的建设、安全保卫、食堂饭菜等全部集体决策，由一线教师、学生家长、社会人士和教育督学组成，教育局也可以派人参与，以无记名投票决定学校重大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