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
我在巴黎已经待了七个多月。
长期留任的合同通过了。新的劳动合同从七月一日起生效，期限三年。薪资调整为巴黎本地标准，加上亚太区域项目的管理津贴——年收入大概是国内的两倍半。
不算财务自由，但足够一个人在巴黎活得体面。
顾瑜在我签合同那天下午路过我工位，放下一瓶红酒。
"恭喜。"
"又是买多了？"
她面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秒。
"......是的。"
转身走了。
小黎在旁边压低声音："顾姐从来不喝红酒，她酒精过敏。这瓶是专门买的。"
我看了看那瓶酒——波尔多产区的，小黎说价格不便宜。
"替我谢谢她。"
"这种事你自己去说效果更好。"
"......别闹。"
"谁闹了？我这是给你出谋划策。"小黎摊手，"你在巴黎人生地不熟，需要一个本地向导。顾姐在这儿待了五年了——你自己想想。"
"我法语够买菜了，不需要向导。"
"你昨天在面包店把'一根法棍'说成了'一根大腿'——Claire，就那个面包店老板娘——她跟我说的，她笑了一上午。"
"......"
这件事我不想回忆。
但我得承认，在巴黎的这七个多月，我确实比过去二十八年的任何一段时间都活得轻松。
不是因为赚得多了。
是因为轻了。
那种长期压在肩膀上的东西——叫"责任"也好，叫"枷锁"也好——终于被我放下了。
不是扔掉，是放下。
放在一个我看得到、但够不到的位置。
远远地看着它，然后自己往前走。
——
六月中旬，公司安排了一次回国出差——上海。
项目需要跟亚太区的合作伙伴做一次现场对接，时间是一周。
我订了机票。上海。
不是老家。
但——距离老家只有两个小时的高铁。
季舟在上海机场接的我。
七个多月没见，他从接机口跑过来的时候——跑了两步就开始喘。
"你......你怎么胖了这么多？"
"巴黎的面包太好吃了。"
"胖了多少？"
"十二斤。"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遍，表情从嫌弃变成了某种复杂的满意。
"好看了。以前跟个竹竿似的，现在至少像根甘蔗了。"
"......你是在夸我吗？"
"夸啊。甘蔗比竹竿值钱。"
他帮我拎行李箱，走出航站楼。
六月的上海热浪蒸腾，柏油路面往上冒着气。
"打算回去看看吗？"他问，声音不经意的那种轻。
我拉开出租车的门。
"看看。"
——
周末。
我一个人坐高铁回了老家。
没有通知任何人。
到站的时候是上午十点。小城的火车站几年前翻新过，外墙贴了白色的瓷砖，广场上立着一棵假棕榈树。
太阳很大，阳光打在假棕榈树的塑料叶子上，反出一片刺眼的白。
我打了辆车，报了裴祥那套拆迁房的小区地址。
那个小区在城东新区，五年前还是一片农田，现在盖满了高层。小区门口挂着"锦绣家园"的金色门牌——字的漆掉了一半。
我进了小区，上了电梯。
七楼。702。
站在门口。
门上贴着一副崭新的春联——去年春节贴的，已经褪了色，边角翘起来了。
我抬手。
顿了一下。
然后敲了门。
十几秒后，门开了。
我爸站在门口。
他穿着一件洗到发白的灰色T恤，头发比七个月前白了。背有点驼了，可能是腰椎的问题。
看到我的瞬间，他整个人僵住了。
手扶着门框，嘴张了一下，没发出声音。
"爸。"我说。
他的眼眶——
一个从来不在我面前袒露任何情绪的男人，一个沉默了大半辈子，用抽烟和看电视打发所有情感需求的男人——
他的眼眶一下就红了。
嘴唇抖了两下。
然后他侧过身，低声说了句：
"进来。"
室内不大。一室一厅，裴祥那个被赌场租客搞过的房子——已经重新收拾过了，墙面重新粉刷了，但仔细看能看到几处补过的痕迹。
客厅里摆着一张旧沙发，对面是一台25寸的电视，电视上面放着一个相框——